热点:华政的故事（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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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望秋。

图为盛振(左)和徐望秋夫妇的照片。

□何勤华

第二次复校群英谱:徐望秋

徐望秋( 1916年-2001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浙江省定海县。 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之后，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地下党洋行华员联谊常务委员会书记、新四军苏中保安处信息站主任、华东信息总局主任、山东军区防卫部课长、山东滨海行署日照海上公安局局长、青州市公安局局长、华东警官学校教育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警务学校和华东公安干部学校教育长、华东政法学院教务长等职。 1979年华东政法学院复校后，徐望秋担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至1984年)，兼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秘书长、上海市法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等。

1979年，华东政法学院再次恢复招生。 9月17日，在激动人心的开学典礼上，徐望秋介绍了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彻底破坏公、检、法的反动口号。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很多教师不能继续他们的专业。 ……当时受到严重损害，不得不放弃。 另外，我也没能进行他们的法律专业。 我不得不转业。 很多老师没办法就把书卖了。 ”他认为，因此，我们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1982年2月4日，在华东政法学院第一届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徐望秋阐述了法学院培养的重要作用:“学校现在需要补充教师。 我们寄希望于研究生。 你们毕业后是国家第一位年轻的法律学家。 你们可能会比我们强，也有同学会成为全国有名的法学家。 ”。

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政法工作的老同志，徐望秋不仅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而且非常重视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 他的专集《什么是国家》，文案深入浅出，再版了好几次。 他在1954年发表的两个副本:“什么是宪法”和“宪法与共同纲领的关系”阐述了新中国宪法的性质、副本和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956年《华东政法学报》第二期发表的《法学研究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一文强调了我们遵守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百家争鸣”是为了繁荣学术昌明科学，使学术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两者的目标一致。 徐望秋指出，要在法学研究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必须解放思想，不要设置研究的禁止区域。 他在1981年发表于《法学》复刊号的《关于社会主义法律和客观规律性》一文中强调社会主义法律必须符合社会快速发展的客观规律。

徐望秋除了对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外，还埋头于解决冤案的事业。 作为华东政法学院院长，解决冤案不是徐望秋的首要责任，但他有全力保护人民生命的红心，为善良无辜的受害者，全力提供法律援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最典型的事例是盛振案和凌宪扬案的正反。

盛振为( 1900年-199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之后留学美国西北大学深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就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院长。 1950年3月的一天，盛振被秘密逮捕，被指控的“罪名”是“国民党特务，曾经向当局提供黑名单，镇压进步学生”。 其唯一的依据是，当时医院方面证明一部分学生被捕的告示上有院长盛振的印章，其他人证、物证、书证等都是阙。 这时，公安部门没有进行调查取证，司法部门没有开庭审理，也无视被告人的无罪陈述，关于秘密审查，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此后一直延期拘留)。

1980年，全国大力开展平反冤案审查工作，徐望秋被选为上海市领导人，主管上海市法律界的相关调查工作。 他知道盛振住在苏州后，在苏州的不好房间会晤，知道了查明事件原因和真相的线索。 后来徐望秋去找苏州市委第一书记梅村后，找了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志，张部长同意让上海市法院讨论盛振。 据调查，盛振在主办东吴大学法学院期间，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作为“国民党特务”工作，也没有“向当局提供黑名单，镇压进步学生”。 相比之下，1947年5月学运后，他曾出席过由沪警备司令部召集的高校领导会议。 警察建议逮捕列入黑名单的“职业学生”。 盛振为即决而发起，反对。 关于控告书上提出的唯一依据，即医院方面发表的告示，盖上院长盛振的印章是当时各学校例行的方法，没有根据。 最后，上海市法院确认了当事人的无罪。 盛振于1950年因冤狱，1980年获得平反，长达30年。 幸运的是，盛振为教授长寿，希望在有生之年，冤案终于有一天能平复。

对另一位上海知名人士、原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教授的事件，徐望秋也不遗余力，突破各种抵抗，全力帮助平反。 徐望秋的道德人格、品行行为、博大的胸部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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