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于安思危 于治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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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
“‘安思危，治忧。 』我们党诞生于内忧外患中，在苦难的挫折中成长，战胜风险挑战而成长，始终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 这是习大总书记年6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中进行的演说，深刻表明政治风险防范是党政治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一面。
“安思危、治忧乱”，前半部分是《逸周书程典》《安思危、始思终》、《战国策楚策四》《臣闻之《春秋》，安思危、危险考虑到了安。 我不知道没有疾病的痛苦，没有疾病的祝福。 所以君子平息安思危、忧虑”，强调在平安的环境中必须考虑危难和风险，考虑稳定时可能发生的动乱。 必须防患于未然，充分估计困难和坏事，随时做好应对意外风险的思想准备。
为什么从古至今政治家和思想家反复强调这一点？ 其实，反映了对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性的认识。 社会的安与危，治与乱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从空间分布状况来看，安中有危险，治中多有紊乱。 从时间快速发展的过程来说，安可转危险，可治转混乱。 反之亦然。 但是人的视野往往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看不到一叶障目、泰山。 看一时，很难从长远来看。 《道德经》通过“反者道之动”的哲理警告说，矛盾双方“有无相生、难易相、长短相、优劣相倾、语音相和、前后相伴”的相互依存和“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两者。 《孙子兵法》还指出“乱生于治，胆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乱”由“治”产生，“胆怯”由“勇”产生，“弱”由“弱”产生。
孔子著《春秋》关于十二世的事，是“杀你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细恶不断”，但由于“死者、自杀也是非人死的”，“昭然可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定于未然”中国的历史 为什么历史上统治者希望长治久安却无法摆脱“周期律”，陷入“后人悲伤不吸取教训，后人悲伤推翻后世”的宿命，在内忧外患中失去政权？ 一个统治集团在草莽成立之初，流血牺牲，不惜万死，“苦难，玉汝于成”，但“打得天下”并不是说“能坐江山”。 许多盛极一时的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鉴于积极的毁灭教训，观察激励精图治，重视反贪婪腐败，赢得民心，巩固江山，但在中期，特别是后期，往往会奢侈到产生腐败之风生病。 因此，“外患”往往是外部原因，“内忧”容易被忽视，但却是导致失败的真正决策性因素。
转换的“契机”在哪里？ 在苦难“如山”的时候，反而激发了彻底的大胆，旋转一个身体、一个政党的峰回路，使之复活，度过了极其困难的岁月，向上，向前迅速发展，真的很宝贵。 困难的是，一些忧患的发生正是最困难最困难的时期。 汉武帝变得雄壮后，从盛到衰，从“开元盛世”的唐明皇、清干隆后期开始走下坡路。 苏联共产党在20万党员时打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政权。 200万党员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主义，保卫了政权。 2000万党员自己打败了自己，失去了政权。 这些中外史上比比皆是的例子证明了什么？ 大家认为“坚强、稳定、安全”的时候，赞美之声四起，在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期间，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忧患的意识吗？ 明代的《钱公良测语》一书中说:“天下之祸不反生，顺生”，《淮南子说山训》说:“良医，治好无病，无病。 圣人总是治疗没有患者的患者，所以也没有患者”。 习大总书记警告全党，越是取得成绩越需要踩薄冰般的谨慎，越是有居安思危的忧患，就越不要犯战术上、卓越的错误。 《易传》如何处理因处于强势位置而引起的加速转换问题？ 其一，通过提供“君子安全、不忘危险、保存不忘死亡、治疗不忘混乱”的制约性思考方法，不让其单方面行为。 其二，不断修正自己，创新，尽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日新之事称为盛德”，日益更新，被称为盛德美行。
“忽也”和“忽”字清楚了一切。 这里的“忽”意味着突然，强调客观情况。 而且暗含结果的意外与人的主观失察密切相关。 历史上王朝兴衰的悲剧，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之一是“自己处理不了自己的问题”，陷入了“革命别人容易，革命自己难”的状况。 参考历史，我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政党，在政权业绩的光环下，容易发生无视自己不足的现象。 任务越重，风险考验就越大，要发扬自我革命的精神。 这才是决定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
(作者是北京市习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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