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交通肇事救助后又消极逃避处罚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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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健刘兴元

吕某被告驾驶重型半挂车行驶到某个十字路口时，与王某驾驶的轿车相撞，引起了王某受重伤，小汽车乘员周某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 根据警察部门的认定，吕某将承担这次事故的首要责任。 事件发生后，吕某亲自送王某、周某去医院后，无故离开。 后吕某向警察部门询问。 一个月后，本案定性为刑事案件，吕某被公安机关通知不能拒绝，随后在家中被捕归案。 吕某因涉嫌交通事故被人民法院公诉后，吕某救助伤者后，比较了从刑事处罚中消极逃避的行为是否属于“交通事故逃亡”的加重处罚情节，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吕某这样的情况没有通报就把伤员送到医院后，拒绝提交给事件合作事务机关，构成了交通事故的逃脱方案。 第二种观点认为，吕某积极救助伤者，并亲自接受过事务所的咨询，不构成交通事故的逃脱。

我认为评价“交通事故逃脱”状况的首要依据是是否积极履行了救助义务。 对“交通事故逃脱”设置加重处罚的方案，有“逃避法律追究说”和“逃避救助说”两个论断依据。 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说，在交通事故中发生受害者受伤的危机状况的情况下，交通加害者有积极救助的义务。 这时，这个肇事者是拯救受害者的第一负责人。 刑罚中对“逃跑”情况加重处罚的社会价值是，交通肇事者不履行救助义务会增加伤者的伤亡风险，从而加剧或扩大现有受害者身上的侵害程度，在量刑方面有必要加以区别。 据说“逃离交通事故”的核心本质是“逃避救助”。 在本案中，吕某把受害者送到医院进行急救治疗，降低了人身损害扩大的风险，实际上履行了救助义务。 未经通报而派遣医生后的行为不应该抵消这种积极救助的表现。

积极实施救助和逃避法律追究的价值发生冲突的，必须合理取舍。 在司法实践中两者的价值观有矛盾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优先采取第一价值观，即人的人身权益乃至生命，始终处于第一位。 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出租车司机选择载着急症患者去看医生，闯红灯，但相关部门一致认为不对违反进行行政处罚的价值观。 另外，对于故意杀人和强盗等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处罚没有将犯罪后的“逃跑”作为量刑恶化。 反观的话，如果怀疑是交通事故的行为者选择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其他时间、地点隐蔽逃跑，由于在事故现场不存在必须用刑法保护的受害者的法益，因此也没有必要认定这种后续行为是“逃跑”。 本案被告人吕某的行为表现是这样的。 司法实践中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单纯把“逃避法律追究”作为“逃避”的认定基准，加害者留在现场亲自接受警察的解决成为法定义务，加害者和嫌疑人在现场如实供述事件的过程，自首是一定的困难。 对于更严重的刑事暴力犯罪，这种行为可以视为自首表现。 即适应处罚罪的责任大体上必须得到公平合理的贯彻实施。

综上所述，关于交通事故是否是逃跑状况，必须综合很多情况和法理来判定。 对吕某被告行为的量刑处罚，然后逃避案件机关的案件，拒绝刑事解决的行为的表现，可以作为量刑的考虑因素，不得与“逃跑”的加重情节混淆。

(作者单位: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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