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疫情刺激大搞医疗新基建，大量资金都砸到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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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来自上海、南京的专家们聚集在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四楼。 这次会议的名称是苏州市五院典型的发热门诊和强烈传染病房的扩建项目专家咨询委员会。

与会者赵伟之一此前担任南京市第二医院院长。 南京市二院也是江苏省传染病医院和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今年9月25日刚举行了扩建项目的启动仪式，增加了爆炸性急性疾病科楼、医学隔离中心、动物实验室等设施，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床数30张

面对疫情防控的新常态，苏州市计划建设独立强烈的传染病病房。 但是，这座大楼是如何建造的，选址在哪里等问题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参加者们下午以这些问题为中心进行了讨论。

西南四川省7月出台了《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急救能力提高3年行动方案( 2022年)》，投入130亿元资金超过49项，到2022年底全省疾病管理急救设施设备条件明显改善，传染病医院或

在中部省河南，平顶山市下属的二级医院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亚峰，医院也获得500万元资金，其中300万元用于建设一个p2实验室，其他200万元用于补充脆弱的环节，如呼吸机购买、负压

从最发达的沿海省到医疗卫生资源薄弱的中西部城市，从大三医院到最下层的乡镇卫生院，从大楼、设备到人才培养，全面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医疗基础设施。 医疗卫生的决定者们为了在下一次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填补全部脆弱性，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决定伤心。

更强大的公共卫生和感染科投资

国家卫健委卫生快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蒙喜向《中国信息周刊》解释说，今年国内的医疗基础设施实际上有一半是各地本来的建设计划。 例如，西南欠发达地区建设了专科医院，东部人口输入型城市根据城市化的诉求建设了新医院。

但是，另一半是疫情刺激引起的非常有规律的医疗基础设施热潮。 7月20日，武汉市开始在武汉市蔡甸常福、江夏郑店、新洲双柳、黄陂前川四个新城区各建设一家平战结合、常备床位1000张三甲医院。 同济医院国家要点必须新建公共卫生事医学中心和协和医院质子医学中心。 这六个项目的总投资共计超过100亿元，武汉市卫生委员会说，这是近年来武汉市医疗卫生行业最大的投入。

这只是武汉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建设的第一项。 在今年6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卫健委副主任彭厚鹏为了加强疫情治疗硬件建设，武汉储备了约10000张传染病床，按10%的比例配置了集中治疗床，储备了1200张负压床，储备了100间负压手术室，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给各级政府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一定感到疼痛，戒&hellip； &hellip； &lsquo； 十四五年间，从中央到地方花费了2000亿元到3000亿元，补充了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很好。 重庆市前市长黄奇帆在国内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最胶着的2月发表了上述观点。

在这个医疗基础设施热潮中，传染病科和公共卫生系统是关键。 2003年sars后，中国在公共卫生行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设。 但基础薄弱，生存压力大，是感染科和传染病医院的现状。 国内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初步结束后，公共卫生界再次感到财神跟着瘟神。

根据国家发布委员会7月6日发布的消息，从中央下载全国年度卫生行业中央预算内的资金，共456.6亿元专款用于加强公共卫生预防管理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不包括抗疫病特别国债和各种地方特别拨款等资金途径。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在校军10月28日召开的国新发新闻发布会上，从年到年，国家累计在中央预算内投资1415亿元，支持疾病管理中心建设等8000多个公共卫生医疗项目，比十二五期总投资23

这次的投入一定比sars的时候大。 在苏州第五人民医院的一家办公室，赵伟向《中国信息周刊》报道。 他目击江苏省传染病医院溜到sars后面，当时即使建设了比较先进的苏州五院，其建设也只有4亿，这次只有新的负压病房，预算8亿。

4月1日，云南省发布了《云南省重大传染病急救能力提高工程实施方案》，云南省新增省级传染病医院。 所有州级市和人口超过80万人的4个县(市)将扩建或新建传染病医院。 这些大规模传染病医院建设总投资额为54亿元，包括基本建设、设备配置、负压病房及icu病房建设三张。

当年sars之后，各地政府加强了公共卫生建设，传染病医院迅速发展。 但是，一点传染病医院搬到新住所后，由于位置偏僻，传染病患者少等理由，长时间坐在长椅上。 据媒体报道，扬州市传染病定点治疗医院第三人民医院2008年搬迁新住所后，前三年的平均门诊量不足100人，甚至不及市区社区诊所。 几年前，内蒙古专门成立的传染病公共卫生中心一年不能接收几个患者，每年消费1亿美元拆除。

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后，传染病医院再次迎来了重生的机会。 除上述云南省外，许多省的公共卫生急救能力建设方案中均提到加强传染病专科医院、医院感染科，计划建设国家级、地区级传染病急救中心。

目前没有必要大规模建设新的传染病专科医院，重要的是将现有传染病专科医院转向综合医院，加强这些医院的综合急救能力。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兼肝病中心主任王贵强在接受《中国信息周刊》采访时表示。 王贵强说要把传染病专科医院换成综合医院的方向。 也就是说，大专业，小综合模式。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原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江苏省疾病管理中心主任汪华也报道了《中国信息周刊》，sars后他们曾经讨论过。 关于地区以下的行政地区(如县)，如果建设传染病医院，他们坚决反对。 大专科、小综合是指某医院在科室设置上比较全面，可以涵盖很多学科，有解决常见病多发的能力，又有要点专业，在一些专业上有特长和特色。 对传染病医院来说，其重点专科当然是传染病科。

这种小的综合模式既可以增加传染病医院的业务量，又可以为多学科人才培养提供土壤。 例如苏州五院的icu有17张床，平时可以治疗约12名患者。 院长程军平说，疫情期间该科室具有救治重症新冠患者的能力，但他看到，地级市传染病医院中连icu都没有，平时没有业务，即使疫情来了也不能使用呼吸机。

平战结合基本上是对疫病后所有传染病医院/病区建设的要求。 苏州市五院本来也需要建设综合大楼，但根据目前疫情预防控制情况，苏州市加快建设新的烈性传染病大楼，院长程军平觉得这是结合两者的好时机。 除了简单的硬件投入，之后如何持续、优质地迅速发展，如何真正实现平战结合，平时能扩大业务？ 战时所需的医学人才平时怎么才能培养呢？ 这一系列问题还需要不断探究。

国家卫健委卫生研究快速发展中心卫生服务系统制度研究部副主任黄二丹解体分析表明，对感染科快速发展的困境，重视并不意味着立即建设、准备和购买设备。 感染科和传染病医院效益不好，不是政府和院长不重视，而是因为取消了药品的附加，检查检查的数量减少了，这样的以药品为主的科，自然很难运营。

他指出，感染科医生应该更接近科学家，建设地区感染平台，结合大的公共卫生，指导地区内医疗机构的传染病药物、抗生素管理、医院感染预防管理、临床指南的制定等，缩小队伍

同样，王贵强也希望医疗机构内与感染相关的几个科室和疾病管理部门有融合和交流的机制，人员能互相往来。 像美国一样，既是医院的感染科医生，又是公共卫生专家，政府的决定有提案的途径和权利。

2003年sars后，湖北黄冈市新建了黄冈传染病医院，共60个床位，之后也启用了2、3次，但整体利用率不高，年老失修，平时在黄冈市二医院作为门诊部使用。 黄冈市在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期间，进行了紧急改造。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后的8月12日，湖北省黄冈重大疫病急救基地传染病医院建设项目正式开始，这项投资为4.2亿元传染病医院，设计床500张，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预计明年12月竣工。 这次可以不重复同样的事情吗？

icu大扩展

最近，河南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综合icu主任刘小军接待了山东省某地级市卫健委和发改委的两名官员，他们购买了口罩、呼吸机、消毒液等物资，用于防备将来疫情的采用，其中之一被称为ecmo

ecmo (又称体外膜肺氧合、叶克膜)是急性重症急救的终极武器，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中广为人知。 由于其价格高、风险高等优点，疫情爆发前ecmo在全国应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采用最多的是gdp总量前十的省市。 但是，现在在很多省购买ecmo似乎已经成为很多医院的标准。 四川省在该省政府发表的“疾病预防管理急救能力提高3年行动方案”中说，将在没有ecmo的市(州)配备ecmo设备。

但是，在上述山东某地买的ecmo，大概率是徒劳的。 刘小军指出，买200台ecmo放在那里不是可以处理问题的，培养熟练使用技术的人是很重要的。

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主委员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重症主任侯晓彤这样估算:许多医院ecmo的采用案例1年不到5例，目前全国有260家采用该技术的医院，全国共计2000名医师 掌握采用ecmo的医生依然很稀少。

我们现在认为ecmo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多。 全程参加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在接受《中国信息周刊》采访时表示，这次新冠带来的肺炎中国进行了很多投资，但ecmo本身是不容易的技术，应该集中采用个别机构，否则技术人员 如果某个地方采用ecmo的例子太少，急救治疗的成功率就很低。

除了传染病医院的扩建外，黄二丹也观察到了重症医学后疫时代的建设。 国家发改委、卫生委等部门在今年5月发布的《公共卫生防控急救能力建设方案》中，各省建立了1~3个重大疫病急救基地，该定点医院大致按照医院床位的10%~15% (或200张以上)建立了集中治疗床

这是非常可怕的比例，任何医院都养不起。 正常三级医院通常在各种icu的床数加起来的床数的5%~8%之间，但要一下子增加到这个比例，挑战非常大。 黄二丹当然担心，国家的想法是，作为重大疫情的定点医院，既然能应对大传染病的挑战，管理者就设置这么高比例的床，在灵活的建筑设计、灵活的人员训练等方面不会实现平战结合，毕竟维持得很高

尽管个别医院的要求，北京协和医院icu主任、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会长杜斌也对这样高比例的icu床数规定感到困惑。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分级诊疗尽管将常见病阻断在基层医院等因素，重症医学被公认为将来大医院的杀意，在医院中床位所占比例逐渐上升。 但是杜斌指出，目前这种人为规定的扩张不符合快速发展规律。 他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只有2000张床，几个icu加起来的床不到100张，如果床数翻倍，即使如此，在顶级医院也没想到会客满。

我不知道这个数量是怎么来的，现在大医院的icu床数不到医院的5%，10%~15%是2~3倍。 另外，不能说哪里有这么多医务人员提供好的服务。 平时哪里有这么多患者？ 治疗一点空闲或不需要住院的轻症患者，引起过度医疗。 杜斌说。

在现在的支付标准和医疗保险资金筹措水平上，急剧增加的icu床数由于没有那么多人购买而无法运营。 黄二丹表示，icu床数的增加是由于将来医院整体床数的下降，icu床数的比例增加，现在的大医院并不是在3千~4千床达到10%~15%的重症床，这是难以想象的。

在河南省，刘小军基本上说各县都需要icu床。 根据前述国家相关部门的《公共卫生防控急救能力建设方案》，在全面提高县级医院急救能力的项目中提到，扩展可转换的icu病区，病床数量通常根据医院床位的2%~5%设置。

对于这样的要求，黄二丹强调，新医院的建设应该有一点新的想法，重大疫情的准备也不要僵化按照标准进行硬性的国家布局。 真正的平战结合必须执行精细化的医院管理、学科建设、人员和物资的组织和安排计划。

从新购买ECMO到建设省级重大传染病急救中心，如果说这个势头良好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有什么障碍，回答者们不约而同地指的是人才。 这是不能依赖短期投资的资源。 我也建了这么多新医疗，公共卫生机构，大楼，人不知道从哪里来。 当然国家说要培养，但没那么快。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上海创奇健康快速发展研究院创始人蔡江南说。

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中国国务院医疗改革指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外籍顾问肖邦在《中国信息周刊》上说，中国有这个弊端。 那就是从以前的计划经济起点看事件，做硬件，不考虑软件。 建立医院和公共卫生中心，但没有人才。 两者的不匹配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在富裕、重视卫生投入的苏州，苏州市五院是先天性条件良好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但引起人才依然是院长程军平心而论的巨大困难。 在会见记者之前，他正在医院的两个岗位招聘。 其中一位比较满意的候选人决定放弃机会，选择了当地综合实力更强的综合三甲医院苏大附一院。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医学高等教育界也在行动。 3月16日，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处组织成立公共卫生学院论证会。 4月2日，南方科学技术大学就共同建设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学院与深圳市卫生委、疾病管理中心等机构签订了合作协定，同日清华大学宣布成立万科公共卫生和健康学院，世界卫生组织原总干事陈冯富珍是第一位 湖南省《公共卫生防控急救能力点建设行动方案( 2023年)》也提到，鼓励省内高校增设预防医学等公共卫生相关学科专业，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

但是，在蔡江南，中国医疗系统发生的不是培养的人才不足，而是培养的人才离开了这个领域，数字惊人，数十万、数百万的流失。 所以只有依靠学校培养人才，没有其他有魅力的措施，人才培养就像漏斗一样。

11月5日，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示区的美敦力展示台展示了新一代ecmo技术。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各大参展商带来了许多位于技术前沿的抗疫病神器，世界抗疫病新技术金量充足。 图/新华

基层的短板不够

河南省县级市汝州下属的临汝镇乡镇卫生院是当地比较大的一级医院。 毛国通院长说，疫情发生后，医院最近拨款50万元，计划建设发热门诊。 现在建设图纸已经制作好了，大约300平方米。 基层医院发热门诊的建设不仅仅是河南。 在湖北，根据该省疫情后重振补短板强功能三年行动方案( 2022年)，湖北省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要设置规范的发热门诊。

毛国通表示，新楼可以帮助医院在将来面对突发传染病时不要交叉院内。 但是，建设了发热门诊，配备了心电图监视设备、呼吸机、简易的应急设备等，这些物资现在还没有处理。 但这不是他面临的最棘手的事件。 与哪个大医院投资数百万美元到数亿美元相比，这50万美元的资金不足以弥补这种基层医院长时间的人力财产缺口。

长期研究中国卫生体制的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经济学教授、哈佛中国健康合作项目主任叶志敏认为，在中国，很多人简单地认为公共卫生系统与疾病管理中心等同，但实际上中国 如果说中国是在过去30年里，医院迅速发展，向治疗患者方向前进的大船，那么现在必须改变方向，关注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建设基础线。

初级卫生保健作为医防结合的实践，从1960年代开始确立。 中国对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一无所知。 因为当时赤脚医生已经对初级卫生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卫生业者&hellip； &hellip； 在教育社区居民和提供基本治疗方面，其工作重点不是治疗疾病，而是预防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候选人在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农村赤脚的医生成为历史，底层的公共卫生系统曾经变得非常薄弱。

年，中国提出了健康的中国2030战术。 到了2030年，中国的卫生体制不是以治疗为主而是以预防为主，希望不是以患者为主，而是以人为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叶志敏说，中国今后越来越多有才能的人想做初级护理，越来越多的家庭医生想做与老年人有关的康复。

作为医疗改革复印件之一，中国从2009年开始了全民免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免疫接种、传染病报告等复印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 这些基础公共卫生事业约占毛国通所管理的医院的一半事业量，但在医院的约90名医疗工作者中，只有15人承担这项事业。

在医疗系统的末端，疾病预防、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这种高级别的抽出法，实际上是在农村着急的时候用村子里的大喇叭宣传，在村卫生室张贴普及网页让村民知道健康的重要性，在疫情时进入村子。 &hellip； 据毛国通报道，随着这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越来越规范和细分，现在医院的公共卫生人员越来越无从下手。

我们现在最基本的是缺乏专家，现在从事公共卫生的人都调走了。 据毛国通介绍，医院技术人员的平均学历是大专，本科、研究生这样的人才，从来不去乡镇。 由于任务重，待遇低，即使是本科学历的员工，考上研究生和其他地方也会失去。 我们是现在最优秀的员工，有六七个第一学历是本科，但我个人知道这些孩子现在在研究生院。 研究合格的话，还能待下去吗？

河南省直辖县级市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雪继东兼任当地卫生委副主任，早年在乡镇卫生院担任院长。 薛继东也向《中国情报周刊》报道，近年来，乡镇卫生院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 另一方面，乡镇卫生院首要承担公共卫生的作用，治疗、护理能力差，只能开一点基础药，留不住患者，另一方面，由于依赖市财政资金，几乎没有人积极，所以就这样拖着。 薛继东说，现在乡镇卫生院的人才非常少，有关的都调到市里单位，无关的都是&lsquo。 老年人或病弱者。 如果不重视乡镇卫生院的迅速发展，可以说是濒临破产。

广东省原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今年回顾武汉战争疫情过程指出，提高社区医疗水平和完善系统是防疫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 基础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建设不仅应该出现在疾病预防的公共卫生方面，也应该出现在一些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上。 这些不仅仅是分诊，只有有点解决疾病的能力，才能兑换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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