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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力审判现场

□王海军(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研究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展开了对比战犯的国际军事审判，除了众所周知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外，审判前苏联主导的日本细菌战犯的“伯力城审判”也是战后国际审判的重要一环。

“伯力城审判”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细菌战犯罪的国际审判，开辟了审判生化武器犯罪正义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法律和历史意义。

伯力城特别军事法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对日本细菌战争犯罪进行了调查取证，将得到的证据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提起诉讼，苏联押送了两名参与细菌战争实施的日本俘虏，迄今为止美国廉价地护送了日本

随着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的“铁幕演说”和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的发表，冷战正式开始。

在此背景下，美苏两国围绕当时日本细菌战犯罪的审判问题展开了游戏。 由于对美国的政治打击，苏联于1949年12月25日在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设立了特别军事法庭，从当时被拘留的日本俘虏中选出12名细菌战犯，对日军的“细菌武器的准备和采用”进行了审判。

哈巴罗夫斯克是中文的旧名“伯力城”，因此这次审判也被称为“伯力城审判”。 它是战后系列国际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暴露了日军战争中的细菌战争犯罪，开辟了人类审判生化武器犯罪的先河，体现了人类对公平正义的普遍追求。

细菌战争的战犯受到了惩罚

主持“伯力城审判”的特别军事法庭由审判长少将法官切尔托科夫、审判长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组成，书记官是科尔金上尉。 国家公诉是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 检查委员会由苏联医学科学院朱可夫·费列什尼科夫、军医上校克拉科夫、伯力医学研究员微生物学部长科萨列夫教授、伯力医学研究院微生物学系助教甫金娜、兽医中校亚历山大罗夫、寄生物学家科兹洛夫斯卡娅组成。

12名战犯分别是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梶冢隆二，前日本关东军事处长军医中将高桥隆笃，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川岛清，前第731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将柄泽十三夫，前第731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佐西俊英，前第731细菌部队部长军医中校尾上正男，前第731细菌部队队长军医少佐 前第100细菌部队科学工作者中尉三友一男，前100细菌部队职工上士官菊地则光，前第731细菌部队第643支队医疗实习员上等兵久留岛佑司，前第731细菌部队第162支队医疗实验人员。 这些被告都指定了苏联籍辩护人和译者。

起诉人就上述12人拥有的“准备和采用细菌武器罪”，确立了日军特殊部队的准备和细菌战，为检查细菌武器的效用对系统和大规模活着的人进行了细菌实验，在中国侵略战争中采用了细菌武器，为苏联的细菌战犯罪做准备

法庭审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日军当年进行生物试验，实施细菌战争等重大犯罪。

12月30日，审判长切尔托科夫对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4人于25年、柄泽十三夫、佐藤俊二20年、西俊英18年、三友一被告判处“关在劳动感化营”的处罚。 收到判决书后，被告们向苏联最高法院的军法处提出了抗议，但意外被驳回，维持了原判。

伯力城审判的意义

伯力城审判是苏联单方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细菌战犯进行国际审判的，法律程序确实有一定的缺陷。 但是，从普遍追求人类公平正义的立场来看，其意义重大。 首先，审判首次明确了日军侵略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生物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犯罪，向全世界宣告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实施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 其次，对比弥补了东京审判中日本战争犯罪审判的遗漏，把这个审判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战犯的一系列国际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细菌战争犯罪的公开审判，战后国际刑事司法行业在生化武器犯罪审判中开辟了先河，具有象征意义。

另外，伯力城审判为中国1956年沈阳和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经验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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