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西汉重大案件的“集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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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灵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和历史研究所主任)

《汉书》记载，胶西相董仲舒病不在家。 “如果朝廷有大会议，使者和廷尉张汤就问那所房子，其正确之处都有明法。 ”这听起来很棒，但《史记》董仲舒、张汤等的传说完全没有记载，可能是子虚乌有。 汉高祖时代，重大事件的集会程序明确了，景帝时代再一次，《史记》也详细记载了当时几次重大事件的集会，每次都由丞相主办，没有向在野学者询问过意见。

前174年《淮南子刘长案》

西汉发生了两次“淮南子王案”。 文帝六年(前174年)的《淮南子刘长案》至少举行了两次集会。 首先，“丞相臣张苍、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联名“长当弃市、臣等议论如法”，建议处死刘长(前198—174年)。 文帝不愿背负弟弟的恶名，说“我受不了给国王带来法律，正在和列侯二千石协商”，要求召集越来越多的官员参加。

因此，“臣苍、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无知死言、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协商”，集会人数增加，主持人不变，结果也不变。 但是，文帝依然判断“无法忍受把法让给国王”，最终免除刘长的死罪，剥夺王位，安置在蜀地，由当地政府提供住所饮食、生活用品，另外给予“肉日五斤，酒二斗”，让美人才人有幸人十人。

殊不知刘长除了愤怒之外还不进餐，死在路上。 这时出现了关于两个集会本质的重要细节。 一是文帝让离子洗地，说“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丞相、御史是集会的主持人，杀了能堵住天下之口。 二是文帝知道自己操作了集会的全过程，不打算让奉命行事的首相们背黑锅，“为了不送淮南子去丞相、御史逮捕考试诸县，都不得不弃市。 ”。

前122年《淮南子刘安案》

刘长死于25岁，儿子刘安(前179—前122年)当时5岁。 后来，文帝“怜淮南子”把刘安封在阜陵侯，封在淮南子。 遗憾的是到了武帝时代，又出现了“兄弟俩格格不入”的局面。 元狩元年(前122年)刘安谋反被逮捕，武帝也召集了公卿集会。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对该事件的记载非常详细，有助于清楚理解西汉重大事件的聚集过程。

《刘安案》发生后，武帝为“下公卿治”，参加集会者有赵王刘彭祖、胶西王刘端、列侯让等四十三人，讨论结果为“淮南王安忆大逆无道，谋反理解，伏诛。 ”。 刘端引用了《春秋》中的“臣无将、将而诛”的话，说刘安之罪比“将”更严重。 武帝派宗正持节逮捕刘安，刘安不得不自杀。

只看字面意思，赵王刘彭祖、胶西王刘端误以为是《刘安案》的集议主角，其实他们在“被枪指着头”的情况下，不得不说这些话。 武帝要消灭淮南国，又要摆出置身事外的样子，用刘彭祖、刘端当枪。 刘彭祖，刘端也知道肚子很清楚，所以必须严惩淮南王，让嫌疑犯洗脱罪名。 因此，会议主持人公孙弘、廷尉张汤只带着耳朵不说话，几乎没有发表意见。 一等集会结束后，向武帝报告结果，“丞相弘、廷尉汤等听了，天子使宗正在符节统治国王，没有到达。 淮南王安忆亲自杀了。 ”。 世界人民看到淮南子不仅不应该杀他，还不足以杀平赵王，胶西王的愤怒！

子虚乌有的“自己坏巷”

除了在《刘长案》《刘安案》集中被定罪外，景帝还对昙错“诸侯王之罪”的提案“让公卿列侯宗室杂议”。 武帝解决了“燕王刘定国案”，同样采取了“诏下公卿，皆议曰”的方法。 这些大事件集中，一般由首相主持，皇帝在幕后操纵，从来没有向在野学者咨询过“让使用者和廷尉张汤去那个家”。 《汉书董仲舒传》中出现的这种说法，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下很荒唐。

汉武帝的话，董仲舒的学术地位没有后世高，比同等水平的儒教多，也有人住在长安。 为什么只和董仲舒商量？ 为什么离开附近去了900公里外的广川董仲舒家？ 真不敢相信，“刘安案”发生时，司马迁约23岁，张汤和董仲舒都看到了，但没有说商量的事。 如果董仲舒的地位达到朝廷的“让使者和廷尉张汤谈论其家”，《史记》中就提到了公孙弘，特别是张汤。

关于东汉后董仲舒的记载，经常被误解为《汉书应劭传》，“所以胶西相董仲舒老病发病，朝廷每次有政议，都会派遣廷尉张汤到陌巷，听取其得失”，从《汉书》中修改。 与《史记》相比，《汉书董仲舒传》多了“天人三策”和“问其家”两段。 有学者认为“天人三策”非常突兀，可能是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的假作，其实“亲至陌巷”更可疑。 也许是为了提高董仲舒地位而编造的。 从两次《淮南子王案》来看，西汉重大事件一般通过集会方法被定罪，关于在野学者的定案没有商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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