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以赃论罪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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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念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我国古代的法律将与金钱和财物相关的各种犯罪统称为“赃物罪”。 晋代张斐先生的《律注》中写道:“金品之利被认为是赃物”。 “唐律”把“赃物罪”分类，统称为“六赃物”。 根据《唐律名例律》《以赃物论罪》条《疏议》，“在法律中，正赃物只有六种颜色:强盗、盗窃、(收财)浪费法、(收财)浪费法、入狱、坐赃物。 从外诸条，承诺把这六赃物定为罪。 ”。 解决“赃物罪”的一个优点是根据赃物的数量和价值贵贱将量刑定罪，这就是“赃物论罪”。

汉朝法律规定“主守盗直(值)十金，舍市”。 西晋的法律也规定“主守偷5只，经常偷40只，扩大”。 “唐律”细分了这种“以赃物论罪”的制度，根据各自得到的赃物情况量刑“六赃物”。 以强盗罪为例，“各强盗，财徒2年、1尺徒3年、2头加1等，10头和伤者扭伤，杀人者不能斩。 拿那根拐杖的，得不到财，但流动三千里，五只捻，伤人者斩。 ”很明显，根据赃物的多少定罪，是古代法律解决“赃物罪”的基本方法，这样做当然有其合理性。 但是，“赃物罪”表面上是关于金钱和财产的犯罪，但根据金额的金钱、种类的财产，其价值完全不同，如果机械地根据金额作出有罪判决，结果可能不合理。 宋曾布说:“盗情重轻，赃物有多少？ 现在用赃物论罪，抢穷人家很重，但赃物少减免。 抢富裕的房间很轻，但死于赃物的重量。 是偷窃的生死，取决于主的贫富。 ”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同样，赃物论罪的方法以赃物的多少为基准，但无视犯罪行为的情节，引起新的量刑轻重不平衡问题。 例如，在“大明律”中，在受到浪费财物的方法的情况下，“一贯如下:拐杖七十； 一贯从上到五贯，拐杖八十贯，拐杖九十五贯，拐杖一百二十贯，拐杖六十，徒一年二十五贯，拐杖七十，徒一年半三十贯，拐杖八十，徒二年三十五贯，拐杖九十，徒二年半四十贯，拐杖一百，徒三年四十五贯，拐杖一百，流二千里五十贯，拐杖一百，流二 ”量刑的根据不是一方，而是金额的多少。 因此，王老师说:“那种浪费的方法，也是浪费的大小和赃物的多少，有多重要？ 假令一兵部官胡乱授予武官，剧变成丧师，或在情面上委托，实际受贿，仅得50贯。 人事部官员滥用仓库巡逻江泊，没有犯错误的人收受了200贯贿赂。 另外，我问狱警，我接受了检举人的贿赂，所以一进入死人，就只得到50贯。 接受了那个指控者的贿赂，把人放进拐杖，得到了200贯。 能贯彻多少，定罪的轻重？ ”。 因此，他认为对于类似的行为，必须根据徒劳的行为和情节而不是所得的金额来定罪量刑。 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存在，应该说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古代法律的“以赃物论罪”另一个问题是衡量赃物的统一标准的明确，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通常的等价物问题。 《唐律》中以绢保为基准进行了统一，这就是所谓的“计绢平赃品”。 《名例律》《平赃品及平功庸》条:“诸平赃品者，根据犯罪处当时的物价及上绢推定，统一赃品，以犯罪当时的物价换算成上等绢保，然后，以绢保为衡量赃品多少的标准，被定罪。 该方法充分考虑物价变动的因素，科学和合理。

中国古代平赃品标准的一些变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秦汉时代把铜钱作为最重要的通常等价物。 因为这条法律规定用钱平摊赃物。 西汉末年的王莽改革导致了金钱制上的混乱，因此铜币通常作为等价物的地位大幅下降，开始以谷保等实物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从魏晋时代开始，谷保逐渐取代了铜钱，成为最重要的通常等价物。 唐铸造统一的货币流通全国，但在实际流通行业中铜币的地位没有提高，特别是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丝绸保通常是等价物，不仅征收租赁用丝绸保等，强制劳动也用丝绸保换算，丝绸保成为了实际的通常等价物。 因此，在法律上，通过把赃物全部换算成丝织品，根据丝织品的金额量刑，形成了“测量丝平赃物”的制度。

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实施了两税法，开始货币计提，代替丝绸和山谷等实物计提，赃物的计提也不再以丝绸和神保为基准。 宋朝的法律全面沿袭了“唐律”的“计绢平盗”制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以铜钱为平盗的标准，被称为“因敕计钱被定罪，律计绢”。 到了元朝，随着纸币成为第一流通货币，平盗也开始以宝牌(纸币)为基准。 在《大明律》中，赃物的计算依然以纸币为基准，但铸造大量纸币，引起通货膨胀，引起“物重纸币轻”的局面，因此明中期以后，白银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法律上也以银两为赃物计量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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