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从“后院种菜”看公共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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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岳鹏

最近，我读到了美国中国人喜欢在自家后院种菜的消息，美国本地人通常在自家后院种草。 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在自家后院种菜完全是民间行业的事，其他人无权干涉。 英美国家总是标榜“尊重私权”，为什么不能忍受中国人在自家后院做饭呢？

美国的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在自家后院做饭？ 从以前传下来的中国文明是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农耕文明，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方法应该培养了中国人土地特有的利用方法和感情。 在国人心中，土地是养育我们的衣食父母，有土地就意味着吃饭(不挨饿)。 土地可以种我们需要的庄稼。 这是国民对土地的基本认识。 因此，看到(拥有)土地后，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吃一点，不是种有观赏价值的花草。 但是，有原因的行为不是正当的行为，行为的理解性不会赋予行为本身正当性。 在美国华人家后院做饭表面上完全是自己的私事，其实不然。 问题的关键是自家后院的蔬菜种植行为具有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性”，可以说也与哲学政治学法学上所说的公共行业有关。

首先，为了美化社区环境，必须承认种草的花明显优于种菜。 因此，在自家后院种草(通常不设置围栏)不是种菜(通常设置围栏)，显然是有利于整个社区环境美化、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因此也是应该受到鼓励和肯定的行为。 另外，美丽的社区环境也有利于提高小区整体的等级和房价，最终惠及小区内的所有居民。 另外，美国人选择在自家后院种草，在价格上也是更划算的行为。 另一方面，在自家后院做饭不比去超市买菜划算。 种植蔬菜需要相当大的价值成本和管理价格。 比如翻土、施肥、浇水、防护等，对上班族来说显然负担不起。 另外，美国超市的蔬菜价格不高，种类多，供给充足，质量方面也不用担心。 另一方面，很明显种草的价值成本和管理价格远远小于种菜。

看看美国中国人在自家后院做饭的方法。 这种行为明显不具有正的外部性，也具有负的外部性。 对于花草，通常的蔬菜没有美化环境的作用和效果，或者美化环境的作用和效果不好。 种植蔬菜只是个人的需要，不能给别人和整个社区带来免费的收益(观赏价值、环境价值的美化)。 另外，种菜通常需要用栅栏围起菜园来防止兔子等其他动物咬，菜园很难起到美化社区环境的作用。 有些家庭通常选择在自家后院种草的社区，有些家庭则选择在自家后院种菜，但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整个社区环境乃至其他家庭有益的损害，种植这种蔬菜的人为此制定了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当地人不喜欢中国人在自己家后院做饭的原因。 另外，如果中国人免费把在家种的吃不完的菜送给美国邻居，就不能改变美国邻居的观点。 美国当地人在长期的社区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共识。 那就是，应该是庭院和公园，而不是被社区环境包围的菜园。

由此考虑国内园区的公共绿地问题。 外国人喜欢种菜，所以在自家大楼前后种甜瓜、黄瓜、葫芦、豆角、辣椒等好像没问题。 但是，如上所述，对于在美国华人自己家的后院做饭，不得不说这是“集体无意识”的问题。 另外，小区公共绿地在自家菜园开放，小区花坛成为自家料理的祭坛。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之所以耳熟能详，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国民的公共行业意识，或者公共理性的匮乏和缺乏。

公共行业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行业。 家庭是伦理维持的行业，家庭升级版既是家族也是村庄，更广义上也可以指基于某种熟人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 在这个行业，人们根据自然伦理的要求行动。 没有血缘关系的熟人之间也多以“兄弟姐妹”的关系交往。 国家是有权力支配的行业。 在这个行业里，人们按照上级或领导的政策、命令和要求行动。 在某个社会中，没有伦理和权力支配的行业是公共行业，也可以说是陌生人行业。 在这个行业，人们本着公共理性、契约精神行动。

如上所述，从中国传来的社会是以农业生产方法为中心的社会，要求以家庭、家人、村落为单位长时间定居在某个地方，安土重迁形成熟人社会。 就这样孕育了中国特有的“家文化”和“熟人文化”。 在很多国家的人心里，自己的家是小房子，国家是大房子。 家里有父母，国家也有大父母。 在小房子里叫“孝”，在国家里叫“忠”。 家里要听父母的，单位要听领导的。 很多人的习性是把单位比作房子，潜意识里认为单位应该是大家。 有权力的领导是父母。 因为必须服从领导的命令，按照领导的要求行动。 如果身体既不属于家人(包括熟人)也不属于领导人，他就是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人。 一件事不是自己的事(熟人的事)也不是领导的交际派的事，那是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 对于这样的“与自己的好事无关”的人和事，中国人的习性是从在家、将自己的好事最大化开始行动，不考虑自己的行动对这些人和事的影响。

公共行业的存在和公共理性的形成是基于市场经济、商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成熟。 公共行业是平等主体之间，即陌生人之间交往的行业，是要求各主体尊重对方平等主体的地位和权利的行业。 其灵魂和核心是尊重现代民法强调的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和公德，应该追求经济学上说的帕累托效率(自私不伤人的状态)。 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具有先发性的特征。 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时间还很短，重农制造商以前流传下来的社会没有增长陌生人之间交往的契约精神、公共理性。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世界各国交往的增加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小区公地做饭和在美国华人家后院做饭是这个问题的微观反映。 事实上，当一个身体在小区的公地或自家后院做饭时，他(她)应该认识到这种行为有损害他人利益的结果。 进一步想想，如果其他住户选择在集体住宅和后院种菜，集体住宅环境会怎么样呢？ 这样的小区环境是我们追求的吗？ 最终会使我们的福利最大化吗？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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