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洗钱犯罪的演变与实践认定中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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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辩证地看，洗钱犯罪经过发展和迅速发展，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法律属性，从危害性方面已经“成人化”，大幅度切断与上游犯罪的“脐带”，将洗钱机械地理解为上游犯罪的附属品
□从“知道”的程度来看，可以分为“知道”和“可能知道”，所以应该指导司法人员不要把“知道”的认定限定在“知道”的绝对标准上，也应该要求“可能知道”
鉴于洗钱犯罪时发生的情况，1997年修改刑法时，第191条中首次特别设置了洗钱罪。 对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该条确立了由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组成的“三罪”的鼎立结构。 为了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刑法修正案(3)第7条关于洗钱罪，第1，在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内增加了恐怖主义犯罪。 第二，对单位犯，给法定刑划分“情节严重”的等级。 之后，在2006年6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6)中，再次修改洗钱罪，继续扩展上游犯罪的类型，增加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金融欺诈犯罪三种犯罪，成为当前洗钱罪的 2009年，最高法发表了《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以下称为“解释”)，对司法实践起到了强有力的指导作用。
中国在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反洗钱刑事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进一步加强打击洗钱犯罪的司法理念。 司法理念是无形的，但是司法实践的灵魂，引导着司法操作。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认为洗钱是下游犯罪，完全依赖于上游犯罪，产生了“重上游犯罪、轻下游犯罪”的落后司法理念。 年7月，最高检察院发表了《关于发挥检察功能的服务保障“六稳定”“六保”的意见》，提高了惩治洗钱犯罪的力度，切实转变了“重上游犯罪、轻洗钱犯罪”的方法，在处理上游犯罪案件时 具体来说，要从观念上加强司法人员对洗钱犯罪重要性的认识，首先需要司法人员辩证地理解洗钱与上游犯罪的关系，肯定两者之间以前有密切的关系，另外，在洗钱后期的迅速发展中， 另外，从实践效果来看，加强洗钱犯罪的调查，有利于切断上游犯罪行为者的利益驱动力，这是根本打击上游犯罪的最佳策略，可以起到锅底工资的作用。 最后，更重要的是建立长期的事业机制，在处理上游犯罪案件时，需要同时审查是否涉嫌洗钱犯罪，并将其纳入结案报告审查。
程序意义上的独立:上游犯罪的“事实成立说”。 从行为对象来看，上游犯罪产生的收入和收益(俗称“钱”“被盗钱”)是洗钱犯罪成立的条件之一。 由于在“收入和收益”之前冠以“犯罪”的限定，司法实践中存在静态狭隘的认知:上游犯罪经过生效判决的确认后，司法机关可以开始调查和认定洗钱犯罪。 这种认知实际上是以洗钱犯罪为上游犯罪的完全依赖物，以超过一切游荡犯罪的成立为风向标。 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洗钱犯罪经过进化和迅速发展，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法律属性，从危害性方面“成人化”，大幅度切断与上游犯罪的“脐带”，将洗钱机器作为上游犯罪的附属 而且，这种认知涉及刑事程序中的重大问题，使洗钱犯罪调查所“坐下等待”上游犯罪审判产生法律效力，上游犯罪和洗钱犯罪调查所出现“剪刀差”现象，这必然严重滞后
针对上述认知偏差问题，考虑到实践中上游罪犯可能因国外、死亡等客观原因而难以向上游罪犯诉诸刑事程序，此外，在审判洗钱犯罪时还可以一并审查上游犯罪事实的有无，国际法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律定罪上游犯罪后审判洗钱犯罪，不符合立法精神。 在此基础上，《说明》第4条的规定:洗钱犯罪在“应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认定前提”的同时，细分提出了“三个不影响”的规定。 由此可知，“说明”对与洗钱犯罪密切相关的上游犯罪，不是以“罪名成立”为基准对洗钱案件的审理程序赋予相对独立性，而是采取“事实成立说”的角度。 这表明，关于洗钱犯罪的调查，上游犯罪可以与是否经过刑事审判分开，可以在刑事程序上与上游犯罪同步进行调查。
“知道”:改善高标准的主观认定。 从实际规定来看，刑法第191条的罪状表现中采用了“知道”“为了掩盖其来源和性质”这是长期以来司法实践认定的难点，也是严重制约司法机关调查洗钱罪的最棘手的问题 《说明》最重要的副本是为了处理洗钱犯罪中的“知道”认定问题，在第1条第1款中，“根据被告人的认识能力，应接触他人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状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金额、犯罪所得及其收入 《联合国禁毒公约》、《联合国国际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规定，可以从客观事实情况推断洗钱罪的主观组成部分。 从通常认定的大体来看，“解释”与它们一致，也符合我国司法实务中反复的客观估计角度。 另外，为了便于司法操作，“解释”在第2项中列举了反映当时司法实践中普遍成熟客观事实的7个具体情况，作为推定“了解”成立的说明标准，检察机关只需说明其中之一即可完成举证责任。 进而，加入了“除了有证据说明的情况以外”的“除法规定”，允许被告人反驳，更有效地防止客观推定的绝对化，由此形成了“可反驳的客观推定”的司法解释范式。
但是，从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关于被推定为主观“知道”的规定，有“高标准”的主观认定问题，(1)刑法第191条的罪状中，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方面取消“为了隐藏其来源和性质”一词 这个术语与洗钱的客观行为习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可归入刑法教义学客观的构成要素范畴。 但是，如果单纯地从字面上理解这个用语，司法相关人员就容易将其纳入目的犯的范畴，没有必要不必要地加强举证责任。 (2)在现在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2项至第5项中，规定了“知道”可以推定成立的4种情况，可以将其概括为4个“没有正当理由”。 这是为了从科学、严密、慎重的方面考虑，通过绝对化表现来避免不公平、无辜、客观。 但是，上述“没有正当理由”的规定实际上是对4种异常行为制定“知道”标准的“二次限定”，将加强司法机关的举证责任。 (3)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手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发表两个较高的指导性例子，发挥其“轻骑手”的功能，指导司法机关“了解”的具体认定。 特别是从“知道”的程度来看，“知道”可以分为“必然知道”和“有可能知道”。 也就是说，关于金钱的认识，行为人必须指导和要求司法人员“知道”，包括知道“肯定”和“可能”两种情况。
(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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