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给道德行为打分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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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永恒

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文化基础的国家近年来各地政府在促进道德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 山西、湖南等地曾经发布了“道德银行”的积分行动方案。 最近苏州又推出了“苏城文明代码”计划。 其基本宗旨是通过量化评定道德行为，奖励达到诚信、文明点的市民，从而促进人们道德行为的改善。 这些尝试和探索引起了人们的议论。

公众关注道德文化建设，建设诚信社会是好事，但明确道德文化建设背后问题的所在是很重要的。 长期以来，在道德行为方面重视“私德”的文化一直流传至今。 “私德”是“好的关系者”之间遵循的行为规范，其核心是解决“圈内人”之间的关系。 今天的中国超越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人们的交际圈远远超过了血缘和熟人的关系，经常与“陌生人”交往，因此更重视公共精神、公共伦理、契约规则、法治精神。 人们对陌生人、圈外人和社会公共规则的态度集中反映了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公民道德界和修养。

道德行为的形成，除了观念创新和长时间持续的教育外，一项重要措施是在法治中形成公民的道德行为。 在美国很多州，遛狗不系绳子，警察直接警告和罚款。 如果邻居报警，警察会介入谁的宠物带来麻烦。 公民收养野狗必须经过合法手续，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收养野狗。 在英国，装修房子有严格的规范，个人必须报告装修方案，并得到严格批准。 装修过程中不允许占用公共空间，影响公共利益，也不允许外观风格不协调。 谁违反，监察部门就进行干预和警告，违反直接给法院贴上贴纸，冻结资产，纠正。 这显示了法治形成道德行为的强大力量，也是法治国家公民遵守基本公共道德制度的原因，这种成熟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以前传达的道德应该被改造、发展、超越，道德行为的形成不仅是提倡和呼吁，道德行为的“量化评价”的改善效果也是有限的，其方法也有可能引起其他伦理问题。 公共道德的自我“约束性”和社会的“利他性”决定了很难自觉地遵守社会的公共道德。 公德不像私德那样具有天然的“自私性”和“自我依赖性”。 其形成需要牺牲、支付、自我抑制，需要制度的力量。 法治没有遵守道德基础，人们对道德规范就没有认真的态度，没有基于法治的道德教育就是苍白的教育，我国的社会管理必须在这方面更有效。 (作者是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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