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以革新为支撑建设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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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希

“现在世界正在经历百年不遇的大变化局，科技创新是其中的重要变量之一。 我们要在危机中培养先机，在变局中打开新局，就必须向科技创新寻求答案。 》10月16日，习大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4届集体学习中充分认识到推进量子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应加强量子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战术计划和系统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先手棋。

从量子科学技术、区块链技术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科学技术创新的迅速发展一直是以习大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的行业。 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的任何时间都需要科学技术处理方案，需要增强创新这一第一动力。 在日前举行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大总书记专门强调提高科学家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改善科技创新生态，为我国新时期加强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指明了方向。

推进科技创新首先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经常增加资源和人才的投入。 离开基础科学，创新终将是被动的水，无本之树。 目前我国的基础科学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用诺奖这个硬性指标来衡量的话，至今为止，美国的获奖数比英法德日四国之和还要多。 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行业遥遥领先，第一受益于两个经验。 其中之一是举国重视基础研究。 1883年，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罗兰教授发表了题为“为了纯粹的科学而呼吁”的有名演说，影响深远，被称为“美国科学独立宣言”。 之后，整个美国社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 典型的比如1930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以邀请世界一流学者进行最纯粹的研究为荣，爱因斯坦、杨振宁等一流科学家都在这里工作，其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其次，努力获得世界级的科技人才资源。 基础科学的新发现大多来自业界顶尖人才之间的冲突交流产生的火花。 美国在一战前就发表了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世界特别是欧洲的顶尖人才。 大学、公司和科研机构不会为此留下余力。 一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顶尖科学家成群结队地赶到美国，使美国享受到极其丰富的人才红利。 爱因斯坦、冯·卡门、冯·诺伊曼、冯·布朗等顶尖科学家的到来迅速超过了美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成为世界新的科技创新中心。 现在中国的基础科学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总经费的比例约为5%，与发达国家的15%的比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今后30年，我们要扩大国际科技合作，获得世界级的科技人才资源，努力在开放合作中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

再次，克服“掐死”技术需要加强科技资源的组织能力建设。 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争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在一些基础性、共性、战术性的关键技术行业存在被人束缚的风险。 芯片和航空发动机等这些“掐脖子”的技术不仅是基础研究的问题，而且往往是多学科整合的系统工程，是长时间的产业技术积累，依靠个别学科、个别科学家甚至个别公司，很容易突破。

处理“掐死”问题，需要真正认识产学研结合、军民融合的重要性，我们需要长期反复发挥举新国家体制的优越性。 不仅要加强大学实验室、公司实验室的建设，还需要建设很多连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共同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研究院)。 这些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公司，而是专门从事共性技术研究开发的高精锐国家团队，为广泛的公司创新提供优良的技术供给，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供给服务。

最后，要重视发扬公司家的精神，促进公司家和科学家两个团队的融合。 在科技创新的链条中，如果科学家处理“0到1”的问题，提出新概念的新思路，公司家和他的团队就必须处理“1到无限大”的商业化问题。 基础科学千条线，公司家及其生产的产品是一根针。 没有公司家建立的好的商业模式、产品平台，再好的技术也很难转化为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有勇气、有创新勇气的公司家茁壮成长，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公司团队。 中国要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领先国家，必须弘扬公司家精神，鼓励广大公司家创新快速发展的探险家、组织者、领导，勇敢地推进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使公司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

(作者是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战术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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