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从清初天花疫情谈隔离的重要与多而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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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金

在汉代，政府主导的隔离成为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手段。 汉平帝时代把生病的患者放在空屋里，政府提供医药，大致是中国最早的隔离病房。 晋代曾经将隔离范围扩大到“密切接触者”，规定如果公家有3人以上感染时疫情，即使本人没有生病，一百天也不会提高。 当然这也带来了问题，瘟疫突然发生，百官请假在家，政务几乎停滞。

《养吉斋从录》提到清初的疫情防控。 顺治二年初春季节，北京市内发生天花，使刚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惊慌失措。 法院下令，只要平民发生天花，就要将其赶出离城市40英里的地方，防止感染。 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满人和蒙古人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寒冷地区，对袭击中原的天花病毒没有太大抵抗力，《清史稿》说“染诺瓦尔死了”。 北京是人口密集、流动性大、天花多发地区，朝廷除了沿袭关外实行的“痘痘避难所”、痘痘检查官等老方法外，还升级了隔离手段。 但是，匆匆发布的这个政令并没有考虑到患者的治疗和生存问题，只是“赶多远，不要传染我”。 弊病很快浮现出来。 赵喜这位御史奉命巡视南城，官员在执行中简单粗暴地操作，看见人们在雪上加霜。 种痘者被赶出城堡，也有只因发烧被赶出去的人。 离开城镇后住在哪里，如何救治，政府没有配置。 很多人流离失所，住宿在街头，许多老年人因病去世。

作为监察官，赵喜先生马上向朝廷报告了。 “不能随便找人。 只有出现痘痘才能出城。 应该在郊外东西南北各选定一个村庄，让患者集中居住。 如果有人遗弃生病的孩子，请司法机关严惩。 》总的来说，一是不能自由扩大隔离范围，二是设立集中隔离场所，三是采取违反违法行为和伦理行为的司法应对。 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向工部选定村落，安排集中居住，禁止驱逐那些只发烧看不到痘痘的人，对以前的激烈措施进行了一点修正。

清朝初期北京天花频发于冬春之际，顺治帝为此停止了几次元旦的朝贺大典。 天花流行期间，儿童和附近种痘的官员禁止入厅。 直到康熙朝宣传民间种痘法，情况才好转。

讲史者语:对于人类尚未控制的传染性疾病，除了民间自愿避免疫情外，中国古代政府早就有了强制隔离的觉悟。 直到今天，政府主导的隔离措施仍然是预防疫情蔓延的比较有效的手段。 但是，历史提示隔离防疫自古以来就是许多繁杂的社会管理问题，现代社会更是如此。 强制隔离的时间、范围和方法不仅关系到生命安全和健康，还关系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各方面好处的平衡。 危机的预测、民生保障、新闻信息表达、社会秩序的参与、资源的整合和采购、不同地区的分层管理、疫情违法行为的预防和处罚、疫情后经济生产的恢复，挑战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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