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白居易的法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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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灵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和历史研究所主任)

白居易( 772-846年)是唐代一流文学家、超一流诗人、“新科府”运动的领袖，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很少人观察到他出身于刑官世家。 他父亲是大理少卿，给刑部尚书的右仆人送过镜头。 白居易本人的法律素养也相当高，在太和二年( 828年)担任刑部侍郎，在会昌二年( 842年)在刑部尚书服役。 他创作了著名的拟判作品《甲乙判》，留下了非常完整的事件分解报告书《姚文秀打妻状》，为理解唐代的法制运营留下了重要的分解样本。

“故杀”和“斗杀”

“姚文秀杀妻事件”发生在穆宗长庆二年( 822年)。 刑部和大理寺强烈认为姚文秀犯的不是“故杀”。 理由是“准《律》:不是斗争，什么都不做就杀人的人被称为故杀。 现在姚文秀有事杀了人，不然就杀了。 ”。 这种观点受到大理司直崔元式的强烈反对，认为“《律》:争斗、殴打、交战而死，开始名斗杀”。 姚文秀的妻子阿王全身鳞伤，至死不渝，但姚文秀身体无损伤，显然不能说是互殴或争斗。 如果两个人“既不是斗争也不是愤怒”，姚文秀的行为当然应该是“故杀”。

白居易指出，“律疏”中说“不争、无所事事、称之为故杀”，并不是说发生争执后只能承认是“斗杀”，不能承认是“故杀”。 因为在这篇律文中，“事”是指“纷争的事”，不是其他的。 也就是说，利用纷争本身进行杀害才是“斗杀”，如果在别的事情上发生纷争而杀人的话就应该是“故杀”。 所以，大理寺、刑部说:“姚文秀曾有过怒妻。 那没什么。 两者都有事打死，不是已故的杀人犯”，这显然是不对的。

白居易进一步指出，大理岩刑部的错误是偏执地认为“什么都没有”而杀人是“故杀”。 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下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杀人，都可以辩解说“我有事杀了，不是特意杀的吗？” 更何况，天下哪个身体杀人完全是“一无所有”的呢？ 因此，“事”是指斗争本身。 斗争本身造成的杀手可以称为“斗杀”。 另外，“律”的文章中所说的“殴打死”，一般意味着“美好的反感、偶尔争斗、殴打、不情愿地死亡”，这不是“故杀”，是因为行为者没有杀人的心。 姚文秀将其暴打致死，表现出杀心，不是“斗杀”而是“故杀”。

法律解释和先例

在《关于姚文秀杀妻》中，白居易提出了两个值得观察的问题:首先是法律解释问题。 人人都知道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但法律解释有限，同时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 法律解释有放大解释、限制解释、字面解释、文意解释、整体解释等多种规则，不能只通过字义解释来解释“事”，而是综合考察律文的文意，根据法律条文的整体行文表现的意思来理解它。

其次是“遵循先例”。 在《姚文秀杀妻案》中，大理寺引用了至今为止发生的“刘士信案”、“骆全儒案”等类似事件，但这些事件都是吵架杀人，并没有定为“故杀”，应该与该案同判。 但是，“刘士信案”、“骏全儒案”和“姚文秀杀妻案”的情况只是略有相似，本质上有明显不同。 把这两个事件作为“姚文秀杀妻事件”的裁断证明书，显然是不合理的。 如果朝廷不使用崔元式的“故杀”说，而使用大理寺、刑部的“斗杀”说，“挨打的死者从这里受到了长期的冤罪，所以杀人者今后会得到计划”。

这件事最终采纳了白居易的意见，穆宗敕处死了姚文秀。 “姚文秀杀了妻子，罪恶十恶，免于宽恕，就是长久的凶恶愚蠢。 那条律法纵向有互文，要有道理。 根据白居易状，委员会应该决定沉重的拐杖处以死刑。 ”。

刑罚和赦免

除了《甲乙判》、《姚文秀打妻状》之外，像《关于刑法的缺点》一样，白居易批判朝廷的“轻法学、卑法吏”，不重视法官的培养选拔，科举考试只考义诗赋，就这样了。

白居易说，“律令尘蟹在码头，制谕山充满案件数，官不见，法无定科”的状况出现，其实不是因为法律真的很多，而是因为官员的阅览能力有限，科举正道出身的官员不擅长法律，只依赖官员。 他建议朝廷提高法官选拔标准，根据“高其科，重其官员”和汉代制度，“将法学吊在上科，回应者必俊乂。 升法直到清列，授者必贤。 ”然后，以考试中善奖的方法，将其中的钦衬衫使用者提拔为法官。

另外，“大赦”认为大赦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大赦有“德”的一面。 但是，不能因为赦免而产生副作用。 因为有小偷的一面。 王者刚祚改元时，多以赦免来表现德义，但多次采用都会暴露副作用。 总体来看，白居易的观点与唐代前期“一级和平礼”的立法宗旨有明显区别，倾向于重视法律的执行和法官的建设，其观点没有被当时的君主采用，但因为符合时代潮流，所以在宋代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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