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刑事法庭引入判后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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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法院对被告人进行心理指导的干预依然是一种尝试。 因为从法律层面来说,我国诉讼法没有规定法院对被告人和案件相关者承担心理关怀的义务。 从实际操作水平来看,法院人手不足和制度不完善是目前心理指导难以持续的最大困难。
在纵火犯罪法庭接受指导
在法庭宣判之前,张建军第一次向别人讲述了他和卢的感情。 最近,张建军因纵火罪被判处四年徒刑。 在审判中,他一生中第一次接受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心理指导。 被告人被判决后,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心理咨询师张雅萱,在法庭上进行心理疏导,避免再次犯罪。
在和恋人交往的四年中,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理的异常。 张建军第一次见到卢是在四年前,卢应聘了张建军工作的餐厅。 不久,不乱的张建军完全被青春洋溢的小卢吸引住了。 尽管已婚,张建军依然对小卢展开求爱攻势,最终比自己小20岁的小卢接受了张建军的感情。
认知卢知道张建军四年来保守了婚外情的秘密,他非常压抑。 张雅萱认为张建军多年不能说话,特别是在与卢的感情改变后,是张建军冲动犯罪的主要原因。
2009年12月,张建军发现恋人卢有了新男朋友时,他心里非常生气嫉妒,当时他只想着报复两个字。 如果小卢不想再回到我身边的话,我想和她一起去。 之后,张建军点燃了满是油的书包,扔进卢先生住的宿舍。 着火了,他看到眼前的大火,不知道是因报复而高兴还是因毁灭而痛苦。
张建军自视甚高,以为来北京打工后几年内可以当饭馆老板。 但实际情况并不顺利,他投资失败,害怕别人看不到他。 这个时候,他遇见了小卢。 比他小20岁的女孩还接受着他的追求。 这件事对张建军来说非常有意义。 他的自信和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对这个女孩的感情不再只是感情的得失,他把这看作是自己自信的源泉。
但两个人的婚外情,对张建军和卢先生来说并不轻松。 张建军在背叛家庭的罪恶感和婚外情的虚荣之间挣扎,使他心理疲劳。 卢先生的家人强烈反对他们的感情,在家人的压力下卢先生调到了学校食堂。 于是小卢认识了同龄的保安,萌生了和张建军分手的想法。 不久,卢先生和张建军告别,不能期待张建军的恢复。
结果,张建军建议在学校宿舍和卢先生见面。 当小卢发现他的新男朋友也出现在小卢宿舍时,自卑,生气的他把事先准备好的打火机油放进书包里,戴上书包扔进小卢宿舍。 家里的窗帘和被子等被烧毁了,幸运的是没有出现死伤者。
防止对社会的再危害
2010年5月12日,东城区法院对张建军以纵火罪嫌疑作出判决。 判决后,法官解雇了法庭的员工和旁听者,除了值法警,只有张建军和心理导师张雅萱。 我们面对面坐着。 他不是坐在被告人的位置,这包括他。 这时,他的身份不是罪犯。 法庭上没有其他人,他可以放松。 张雅萱想借此打开张建军的封闭之心。
果然,张建军在张雅萱的指导下,大声哭了起来。 我想哭张建军就哭吧。 不要一直克制自己。 他需要发泄感情。 他把事件推得太重了,负担很重。 张雅萱对张建军进行了非公开的心理指导,张建军此前一直在考虑死亡,她感谢法院及时发现张建军的异常。
张建军接受判决心理指导的效果出乎法院的意料,他在指导结束后亲自对记者说:我儿子快考上大学了。 我没有脸见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 我觉得我对不起他们。 在我服刑期间,我承担一切,以免被任何人怨恨。
这次指导成功后,东城区法院庭长狄启舆发现,在感情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被告人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因心理障碍而犯罪的被告人,如果在服刑前接受心理疏导,比只判决更能防止再犯罪,危害社会。
列举这次心理干预的方法,狄启舆对民主法制时报记者说:“定罪和量刑都没有争议,但我认为这个事件有点不同。 在情面上,出轨的已婚者一般害怕对方纠缠,但本案的被告反而是心理异常。 另外,被告人纵火的行为证明了他的行为是偏执和冲动的,但他很少为自己辩解,有自暴自弃的倾向,我们很担心。
据说张建军因涉嫌纵火罪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 在等待法院审判的时候,张建军不太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的沉默让法官担心。 尽管担心,法院还是对被告人进行心理指导,不是审判制度中明确记载的。
关于被告人是否需要心理指导,狄启舆特意听取了中国农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专家的意见。 专家认为张建军的一些行为确实和普通人不同,建议给他心理指导。 狄启舆说。
咨询模式构想
其实在2009年,我尝试了对被告人的心理指导。 当时,发生了60多岁的被告人偷女性内衣的盗窃事件。 从心理角度来说,被告的特殊犯罪对象证明他的心理有问题,如果只有判决,没有处理他的心理问题,他依然有可能再次犯罪。 狄启舆说对被告人进行心理指导的想法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当时的案件被判决后,东城法院联系了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专业指导。 指导效果良好,被告人服刑后,监督管理部门继续给他心理治疗,他恢复了。 他在服刑中接受心理治疗时,特别提到了在法院进行的心理指导。 狄启舆说。
2009年,这个盗窃事件的心理指导成功了,但刑法院在对被告人进行心理指导后搁浅了。 其理由是狄启舆认为判决后的心理指导与没有形成制度有关。 法院案件收获量大,法官忙于审判,刑法院没有负责案件的确定和与顾问联系的人,但这种尝试也被搁置。
到今年年初,全国发生了一些幼儿园、小学伤害事件,引起狄启舆观察,许多罪犯在事件前表现出心理问题,如果有人能早期发现他们的异常,也许就不会发生事件。 狄启舆再次意识到罪犯的心理问题应该受到重视。
得到2009年盗窃事件和张建军事件心理指导的成功,狄启舆对被告人的心理指导探索了有过程规范的制度。
根据狄启舆这个制度的设计,法官首先筛选案件,主审法官根据案件和当事人心理状态的把握,初步分解被告人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联系相关心理咨询中心,听取专业意见,向被告人心灵 对需要接受指导的被告人,判决当天法官说明有罪判决的法律理由,最大限度地消除被告人的抵抗心理。 然后,心理咨询师对被告人进行了心理疏导。 心理疏导有机密性和隐私的双重要求,法院只配备两名保安保证安全,主审法官、书记官和其他人员不参加指导过程。
5月制度建立后,东城法院又进行了3例心理指导。 但是,现在实施被告人心理指导的法院在心理指导上的尝试仅限于案例。 在法律层面上,我国诉讼法没有规定对被告人和案件相关者的心理关怀义务,因此该法院对被告人的心理指导干预依然是一种尝试。 从实际操作水平来看,法院人手不足和制度不完善是目前心理指导难以持续的最大困难。
指导人手不足
与刑事法院的情况一样,东城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从2006年开始引进心理指导,指导对象是进入起诉阶段还没有被判决的未成年被告人和相关人员。
未成年人审判长岳慧青向记者介绍说,审判过两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给了我很大的感动。 一起事件的被告人来自单亲家庭,母亲的生活起居从来没有和他交流过。 他性格扭曲,萌生了杀家人的念头。 九岁的堂兄放学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他,他真把堂兄骗回家杀了。 预审中说,杀人的想法已经酝酿了三年,想要杀死所有家人的亲戚和母亲是因为嫉妒其他家人,想报复母亲。
这么长时间没人发现孩子的变异。 岳慧青觉得被告人的心理扭曲,和普通的入侵财犯罪者不同。 岳慧青联系东城区法律界人士阳光矫正中心,心理咨询师的最终判断证实了岳慧青的感觉,被告人长期以来心理扭曲引起了他性格的缺陷。
另一起案件的被告人在16岁时参加了强盗团,他作为中坚分子非常残忍,专门向女性下手,稍加抵抗就用刀刺伤了受害者。 发生事件时,他负了强盗41件,重伤5人,轻伤9人。 我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一直在想。 这孩子这么小,这么残酷冷漠,这应该和他成长的经验有关。 岳慧青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对话发现被告人三岁时父亲因病瘫痪,母亲离家出走,没有人照顾他。 他9岁去北京站帮助人们赚钱,11岁接触小偷活着。 他从小就缺乏爱,所以他的心很冷漠。
他不是精神病患者,而是有识别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他的心理状态和普通人不同。 对这种未成年被告人慷慨还是处罚,取决于如何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 心理判断的意义是让法官理解被告人的真正心理,来评价是否是轻微的处罚。
岳慧青告诉本报记者,从2006年开始,对犯罪行为异常的未成年被告人,未成年法庭在法院的前提信息阶段进行了综合调查,邀请心理咨询师介入。 心理咨询师是事先准备的一系列评价问题,要求被告人面对面回答,做心理判断报告。 法官参考心理鉴定报告,明确量刑,最大限度地挽救未成年人的罪人。
心理咨询师的判断报告对法院的量刑起着参考作用,因此未成年人审判的心理咨询干预与刑法院不同。 心理咨询师不仅签订保密合同,而且来自东城区司法局的阳光矫正中心,除心理学专家外,咨询师也熟悉法律知识。
从2006年开始岳慧青领导的未成年人审判中,对被告人的心理咨询指导没有中断,但比较成功的例子只有十几例,最重要的原因是人手不足。 未成年人审判去年审查案件约150件,法院的前提信息、综合调查、与顾问的联系、判决后的访问需要法官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心理顾问介入制作判断报告的时间,案件的审理时间肯定也会变长。 没有人负责这项工作,现在不能指导所有未成年人的事件,真遗憾。 岳慧青说。
除了东城法院,今年6月7日,通州法院也聘请了心理学专家,因没钱回家实施抢劫,对受轻伤的17岁被告人进行了心理指导。 被告人指导后感到懊悔,为得到改新的机会向法院哭诉。
东城法院未成年人审判长岳慧青认为心理指导的理想状态是未成年人审判庭的未成年被告人不仅可以接受心理指导,而且一起案件中的未成年受害者和他们的监护人也可以接受指导。
我接触过一点遭受性侵犯的未成年受害者。 他们的父母在事件发生后一直不让孩子抱父亲和异性长辈,但父母因为种种担心不想带孩子去看精神科医生。 我认为法院应该为她们创造咨询的道路。 岳慧青希望,心理指导形成制度后,法官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被告人和事件相关人员的心理关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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