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七七级”:一个时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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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网络记者蒋安杰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1977-1981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1984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研究行业:法学做法论、民法总论、商法理论、物权法、债务与合同法、侵权行为法。

时间如梭，从1977年进入大学校门到今天，不知不觉已经40年了。 40年一见钟情。 想起当时，作为“文革”后重新公开招募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现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王利明教授非常幸运，也为特别称号“七七级”的大学生感到骄傲。

1977年是特殊的一年，政治行业混乱，精神行业思想解放，教育行业原件清源，给这个年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社会顿时沸腾起来。

王利明在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中表示，当大学招录制度改革的消息传到他插队的村庄时，大家对此表示怀疑。 由于高考已经停止了10多年，这个消息公布后，很多人怀疑是真的考试还是假的考试。

“我一开始没有认真考虑这件事，所以没有认真考试。 但是不到一个月，我的中学老师就给我写信了。 他在信中说我是中学班上的优秀孩子，有基础，有希望。 不管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一定要参加这次高考。 即使权力进入考试，也是难得的机会。 我好几年没接触教材了，手头没有数学、物理、化学等教科书，回复了我不知道该复习什么、该怎么复习的担心。 老师又马上回复了，写信给我发了一些《文革》前的中学教材，再次努力复习。 这样，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向生产大队请假，回到镇上，认真报考了。 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将近半个月没出门，每天吃红薯，吃炒饭，醒来看书，累了就睡觉，复习了半个月，迎来了考试正式进行的日子。 进入考试会场后，发现里面有很多空座位，结果还是放弃了的人也不在少数。 ”王利明想起来说。 改变命运的考试

记者: 40年春秋，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王老师，你还记得曾经的高考问题吗？ 请说说当年的高考。

王利明:考试的主题很简单。 我第一天考政治。 第一个主题是解释什么是“四人组”。 我看到这个题目，几乎笑了起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很简单。 语文第一是翻译荀子的《劝学》，写了一个副本，叫《学习雷锋的故事》。 这个我还很清楚。 古文基础很好，语文的解答并不难。 难的是数学考试，题目首先是小学数学知识，但我们多年没有读书学习，所以最简单的题目也回答不了。 听了一位招生老师的话，我的数学考试很差，幸好语文很好，提高了平均分，才被录取了。 我这样错误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 我现在还记得在地里除草的时候，乡下的邮递员大声叫着我的名字，给我发了邮件。 打开一看，是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还不敢相信。 仔细看看周围的几个身体是不是真的。 大家确实，我兴奋得流下了眼泪。

上大学后，同学们说话，我才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 大家在自己多年的基础上应对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改变了我们个人命运的考试。 “七七级”的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2000余万人，但最终合格的人数不到实验人数的5%，据悉那一年也是高考恢复以来合格率最低的一年。

有感恩之心的一代

记者:王老师，想起40年前的高考，我说过“像一夜春风，千树万树梨花盛开”，你最想说的是那个时代你最真实的记忆是什么呢？

王利明:我首先感谢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 我经历了十年的“文革”和改革开放，对这两个时期的我来说是切身的体验。 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文革”，走过了“文革”的混乱，正如噩梦醒来一样，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些变化迅速而令人吃惊。 我们这一代幸运地赶上改革开放的美好时光，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参加者，是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证据，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改革开放为我们构筑了发挥才能的舞台，为我们提供了回报国家民族的舞台，更为我们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难得的机会。 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这一代只有浑浑噩噩才能过一辈子，也许一辈子什么也做不了。 我也感谢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恢复。 邓小平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吁，使12年以上停止高考的钟摆终于再次滴答作响。 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重大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但高考制度本身，今天也给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进入大学殿堂，实现大学梦想的机会。

感谢母校和老师。 教育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即使是现在，我也非常怀念大学生活，感谢老师们。 那时很多老师从农村、工厂、五七干学校回到学校，开始了新的生命，受教育的原始和强烈的爱所驱使，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学生。 那时师生关系非常纯粹亲密，没有掺功利的颜色，老师们无私地为大家上课消除了混乱。

记者:你还记得当时和老师交往和交流的细节吗？

王利明:是的。 我能说很多话。 我记得。 那个年代，每次下课，老师都亲自去宿舍继续和学生交流，坐下来谈话几个小时，不仅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专业问题，而且讨论学生和人处世的道理，老师给我们的是与本专业有关的

傍晚，我们吃完饭，经常顺便去老师家，在师生之间敞开心扉，什么也不说。 老师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我记得有一次生病躺在床上，没有吃饭。 民法课程的任课老师听后，亲自上街买了活鸡，为我煮了鸡汤，我感动得几乎流泪了。 现在这种事情可能是凤毛麟角，那时师生之间的这种交往是理所当然的，很自然。

没有教材就靠摸索

记者: 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你们那时是怎么上课的？ 王利明:就这些来说，我感谢任何大学期间的第二教室的老师。 我们的年代是百废待兴，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课程体系都处于重建的初期阶段，很多课程还在摸索，没有教材。 我记得当时的法学课程大多教授国家政策和非法学习知识。 大学四年来，我们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度过了半年多。 我们进入工厂、工厂、现场，进入现场的公检法机关和事务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一起交流，去农村田埂，去农民家，了解现场的热生活，由此对中国社会的民生百态得到了切实的体验和了解。 我们在所谓的象牙塔大学里恶补各种专业信息，不仅吸收所有的精神养分，而且踏踏实实地深入社会的这所大学，注意、调查、体悟、思考。 “纸毕竟要感觉浅。 如果绝对知道这件事就必须鞠躬”，热衷于从学校进入社会，从没有字句的地方看书。 是这些社会实践锻炼了我们。 “七七级”的学生们都有做学问使用世界、兼济的抱负和野心。

不可复制的特殊世代

记者:“七七级”是热情燃烧的特殊一代，据说各行业达成了很多人才，但不能复制。 你是怎么看的？ 王利明:是的。 因为那个年代很特殊。 当时进入大学校园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工厂、工厂、军队，很多人留下了泥土的气息。 开学的时候，背着行李第一次离开乡下，扛着行李，手里拿着自己的孩子，穿着军装和职场的衣服进入校园，大家住在一起，年龄差距很大，有的人有“老三期”，像我一样高中毕业。 我记得在我上学的前一年，无论是我住的城市，还是我插队的农村，人们都不敢轻视国事。 关门的时候，说到这种话，主人必须马上中断，打开窗户，开门，确认外面是否有人窃听。 经过多年的政治运动，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一言不发而入狱。 但是，自从我们进入学校以来，国家的政治环境逐渐变化，人们真的开始敞开心扉，可以讨论国家大事，引出个人的想法。 国家不仅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而且进入了脱胎换骨的时代。 对我们来说，进入了理想的高涨时代。 我们的“七七级”曾经经历过很多苦难，很多同学都有山下乡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我们宝贵的人生财富，我们真的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更读国情。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国民的表率、社会的支柱，要肩负起对国家、民族的重任。 不管是上课还是宿舍，同学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经常讨论国家大事。 当时宿舍没有订购报纸，我们在外面的橱窗栏里经常阅读每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自觉地就这些报纸上发表的复印件展开讨论，没有人组织学习，没有人呼吁大家学习，但是大家 1978年，全国开始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我们也积极参加了这次讨论，和百废兴旺的国家一起度过了寂寞的时代，迎来了热情高涨的岁月。 “七七级”后来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人，其中有政界、学术界、商界的领袖，也有被称为“七七级现象”的人。 我认为这与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风气、特殊的世代密切相关。 艰苦快乐的一代

记者:王老师，大学时代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很痛苦吗？ 王利明:我们开学时刚粉碎了“四人组”，十年动乱的结束不长，依然是满目苍夷，百废待兴。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武汉市整体几乎没有蔬菜供应，每天我们只能吃一点蔬菜，几个月未见肉腥，但没有人抱怨。 大多数人不会给外卖添麻烦。 大家都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吃了苦，饿了，珍惜学习的时间，特别在意生活的痛苦，没有人考虑打工。 我家庭贫困，学校每月还给我10元以上的生活补助金，这10元以上的钱，我不仅能支付生活费，还省一些钱去书店看看，买一些自己着迷的书。 那个时候买不到票，所以很长时间都没能回家。 虽然物质条件很辛苦，但是没有金钱诱惑的概念，没有“万元户”的概念，也没有“大钱”这个词，但是大家都很开心。 当然，入学一年后，随着农村实行联合生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大幅度解放，农村市场供给大幅度增加，各种农副产品开始销售，我们的生活也逐渐改善，食堂伙食也更好。 渴求知识的一代

记者:王老师，我们在采访时发现七七七八级的同学们普遍有“知识饥饿症”。 你们学习很努力吗？ 王利明:是的，我们生活在文化破碎的时代。 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大学梦想。 直到梦想成真的瞬间，都清楚地感受到求知欲的强大，每个人都努力抽出所有的机会给自己补课。 我们上小学后适合“文革”，高中毕业了，但实际上停课和发生革命，上课几乎不学习。 为了孩子出生后没有足够的营养，我们在启蒙教育方面经常营养不足，首先在社会大学学习，几乎依靠自学。 和我们这一代的学生一样，学校也刚从沉默中醒来，很多教室多年没有被录用。 图书馆的书也刚解禁，几乎没有教材。 特别是对我们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几乎没有可以学习的教材。 老师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和座谈传授知识，主要课程集中在政治理论和文史哲等科目上。 在这样的环境中，回到校园的同学们在沙漠中遇到水时，几乎疯狂地进行补习，希望弥补上一个11年来的知识赤字。 我们几乎一年到头都泡在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书看，真的把读书看作是享受、享受和满足。 所以上了大学，大家都渴望知识，想找回浪费的时间，每天早上去图书馆占座位，图书馆早上排很长的队，这也是常有的事。 中午只带馒头，只带面包，有些人一进图书馆就出不来。 晚上宿舍熄灯后，也有人开着手电筒在床上看书。 那时，几乎没有老师在课堂上谈论学习的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但是每个人都深刻地理解了学习的重要性。 我们从大学学习英语。 英语的学习也从基本的abc开始。 没有人没有录音机，没有录像机，没有收音机。 当时流行着每天带着笔记本，每天背单词，在食堂吃饭，在图书馆借书，课余时间拿出这本小书，看好几次。 那时，每个人的学习状态几乎可以说是争夺秒，想找回以前失去的时间。 保持一颗不断前进的心

记者:重要的考试改变了这么多人的命运。 作为77级大学生，你最想对现在的年轻学生说什么呢？ 王利明:我们进入校园后，每天都埋头学习，但每个人都认真考虑书的复印件，而不是啃书和背书。 每次下课，老师总是来我们宿舍回答同学们的各种问题。 回答问题完全是自愿的，下课后我想问老师那样的问题。 甚至宿舍都在和老师争论。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工作、生活经验谈论自己对老师说明的各种法律问题的看法。 那时，虽然没有要求每个人写论文，但是很多人在上课的时候和老师的说明相比，开始写学习体验，甚至小论文。 很遗憾，当时没有什么像样的教材，没有参考的资料。 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想法写的。 真理问题大讨论开始后，我们记得无论是教室还是卧室，大家都在热烈讨论。 那时没有太多诱惑，每个人的生活、想法都很简单，不要追求金钱、权力、地位、名誉，有大家做不到的事件。 无论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深造，还是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时间都是我们最宝贵的，我想尽快弥补大家失去的十年。 当时我读了很多文学书，这些书可能无助于成熟的专业体系的形成，但为我将来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人文感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很多人热衷于文学，想成为文学青年，写小说，写诗，写剧本，侵入文学殿堂，圆作家的梦想，诗人的梦想。 我也是其中之一。 茶余饭后，我们总是讨论唐诗宋词，讨论当时兴起的“伤痕文学”。 文学研究成了许多人的第二课堂。 40年前的滚滚春雷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命运，而且为导致混乱后准备好的中国积累了很多人才，从此文化草原杂草丛生，教育芳苑萌青。 更重要的是，实行改革开放，重新高考，恢复知识尊严，重新确认知识价值，展示理智恢复，开启了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时代。 所以，我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高考制度，它给我们青春的深色，让我们有深厚的垄断记忆。 今天的年轻人，像40年前进入大学的我们一样，希望能经常保持前进的心，珍惜时间，磨练意志，增长才能，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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